《父亲的圆周率》（2 / 2）

隆美尔直视着我的眼睛，“法国人在最后处决了他。他在被俘前给我写了最后一封信，让一个侥幸逃脱的士兵带回来。信里说……”

隆美尔从军装内袋取出一个泛黄的信封，小心翼翼地抽出一张信纸，递给我。

信纸上有几处褶皱和淡淡的污渍，但字迹清晰。

“埃尔温，若你读到这封信，说明我已无法亲自履行对露娜的承诺。请告诉她：我最大的遗憾，是无法亲眼看着她长大。但我不后悔我的选择——无论是在婚姻上，还是在今天。

如果她有数学天赋，请鼓励她走下去。这个世界需要更多能看见秩序的眼睛。如果她有自己的梦想，那就支持她去追求。生命太短暂，不应浪费在他人设定的轨道上。

告诉她，月亮总是完整的，即使我们有时只能看见它的一部分。她的名字里，有整个宇宙的秩序和力量。

你的朋友，托马斯。”

我握紧了咖啡杯，瓷器的冰凉透过掌心传来。

不是尖锐的疼痛，更像是一种高维空间被强行投影到二维平面时产生的扭曲和压迫感。父亲的形象不再是模糊的符号，而变得具体。

一个热爱数学却被迫拿起枪的青年，一个为爱情反抗家庭的儿子；一个在生死抉择面前，用沉默守护了战友和任务的军人。

他把他未能实现的数学梦想，和他所理解的“力量”与“秩序”，寄托在了我的名字里。

“他是我见过最勇敢的人之一，露娜。”隆美尔郑重地说，“不仅是在战场上。”

我深吸一口气。这是一种迟到的信息输入，它修正了我对“父亲”这个变量的估值函数，也部分解释了我自身某些特质的来源。基因中可能存在的数学倾向，名字所承载的预期，以及……某种或许存在的、对“坚守”的潜在认同。

“谢谢您告诉我这些，叔叔。”我的声音听起来比预想的要平稳，“这很有价值。”

他转而压低声音，语气变得严肃：“露娜，你即将进入柏林大学，那里是思想的殿堂，但也正变得复杂。最近柏林，乃至全国，一些极端的思想开始盛行，声音很大。你要保持清醒，专注于你的数学世界。不要被那些喧嚣的标签和简单的口号迷惑。人应该以其思想和行为本身来评判，而非他出生的群体。”

初到柏林时目睹瑞秋遭受的关于“犹太人”无端的霸凌；前几天卢恩提起冯·诺伊曼决定接受普林斯顿的邀请，移民美国，据说直接原因是愈发高涨的反犹思潮，让这位才华横溢的数学家嗅到危险的气息，他认为这里不再是适合纯粹研究的土壤。

还有海因茨·海德里希的感慨：“我弟弟莱因哈德在最近的信中，措辞越来越尖锐。他开始用一些我从未听他说过的词汇来划分人群，谈论‘净化’和‘复兴’。这不像我认识的那个热爱音乐和骑马的弟弟。”海因茨本人则认为，’优秀的学者应该被尊重，无论他们来自哪里’，海因茨依旧对优秀的犹太学者保持着由衷的尊敬。他们几次书信往来，两人理念相反几乎要爆发争吵。

在我的认知模型中，关于“犹太人”或任何民族、群体的标签，从来都是无效归类。冯·诺伊曼是数学天才，科赫是精于算计的商人；日耳曼人中有我的父亲、隆美尔叔叔、冯·菲舍尔教授这样恪守职责或追求真理的人，也有琳达·里德尔、利奥·沃尔夫那样浅薄或暴戾的个体。

将亿万复杂个体压缩成一个扁平化的标签，宣称其具有统一且通常低劣的属性，这在统计学上是荒谬的，在逻辑上是致命的错误。这更像是一种为特定目的服务的、粗糙的情感动员工具。

“我明白，叔叔。”我回答，“我的评判标准是基于逻辑和个人价值。标签是噪音。”

隆美尔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很好。保持这种思考。专注于你的数学，那才是你的阵地。外面的风雨可能会变大，但只要你的头脑清醒，就没有什么能真正困住你。”

他的目光再次落在我放在桌子上的lorelei身上。“你还留着它。”

“她叫lorelei。”我说，“您送给我的。”

隆美尔伸出手，轻轻碰了碰狐狸玩偶那只金线绣成的眼睛。“有些东西，即使破损了，修补后的痕迹反而让它更有价值。就像有些记忆，即使带着痛苦，也构成了我们是谁的一部分。”

他留下了一个装有额外钞票的信封，像以往一样。我收下了，这是合理的资源补充。

送走隆美尔叔叔，我漫步走回公寓。夕阳将柏林的建筑染成暖橙色，但街角涂鸦的刺眼口号和撕毁的竞选海报碎片，给这幅画面添上了不和谐的裂痕。一群穿着褐衫的年轻人在广场上集会，领袖在台上挥舞手臂，声音通过扩音器扭曲放大，充满攻击性的韵律。

围观者中，有人狂热附和，有人冷漠走过，也有人面露忧虑匆匆避开。

月光不需要与喧哗对抗。它只需存在，清辉自会照亮属于它的维度。

回到出租屋，我锁好门，将柏林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与父亲生前留下的最后一封信一同放进铁盒里。

我轻轻抚过lorelei沙金色的毛发，对她说，也对自己：

“我们有了一个新的定义域，lorelei。那里，应该能容纳更多的解。”